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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林顿

比尔·盖茨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级、最大规模的精英俱乐部了，TED大会上的演讲人要么是某一领域的佼佼者，要么是某一新兴领域的开创人，要么是做出了某些足以给社会带来改观的创举，他们的演讲视频为全世界亿万粉丝所疯狂追捧。这些崇尚“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的精英，心甘情愿地聚集在TED大会上，建成一个分享探索与未来的前沿思想阵地。

　　文_Anya Kamenetz    编译_凌奥幸

　　TED大会

　　TED是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科技、娱乐、设计)的缩写，这三个广泛的领域共同塑造着我们的未来。TED大会于1984年由理查德·温曼和哈里·马克思共同创办，从1990年开始每年在加州的蒙特利举办一次，而如今在世界的其他城市也每半年举办一次。现任主人是克里斯·安德森(左图)。会议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它邀请世界上的思想领袖与实干家来分享他们最热衷从事的事业。比尔·克林顿、比尔·盖茨、维珍品牌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国际设计大师菲利普·斯达克以及U2乐队主唱Bono都曾经担任过演讲嘉宾。

　　有一天，记者收到一封朋友发来的电邮，标题写着：“你是TED演讲人吗？”

　　邮件里有一个链接，点击之后会看见一个18分钟的演讲，主讲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丽，演讲的主题是《人类道德准则中的一些缺陷》。另外的一些朋友也传过来类似的视频链接。每一封这样的邮件就好似会员卡一般，把人引入一个名叫“TED演讲人”的俱乐部。

　　TED是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科技、娱乐、设计)的缩写，它本身是一场论坛性质的民间会议，1984年由理查德·温曼和哈里·马克思共同创办。大会邀请世界上的思想领袖与实干家来分享他们最热衷从事的事业，参加者们称赞它为 “超级大脑SPA”和“未来四日游”。

　　温曼是美国建筑师学会的前任主席，对于TED，他最初的想法只是要“办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晚宴”。正是温曼设立下了几项最重要的TED会议规则：包括单一的主题，不设置问答环节以及最为出名的18分钟时间限制。温曼是犹太人，18这个数字在犹太教中代表着“世界生活”的意义。但是在他看来，设置成18分钟并没有那么多附加的意思。“15分钟太简短，但是如果设成20分钟，人们肯定会超时到25分钟，19看起来很奇怪，而17又是个素数，所以我最后决定是18分钟。”

　　温曼把早期的TED会议安排得很像杂技团演出，演讲台被装饰得极为戏剧化，会场里还摆着各种恐龙骨架，活生生的蛇、猎豹以及灰熊都会在会场里进行表演。而参加会议的诺贝尔获奖者们，类似比尔·盖茨之类的大腕则和魔术师、杂技演员混杂在一起。大会观众往往都是企业的CEO、科学家、创造者、慈善家等，参会费高达六千美元。

　　现今TED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活动，主要在于它将“伟大的创意”以及“人际关系”这两点结合在了一起。它不像达沃斯论坛那样有一长串政界或经济界精英的参会名单，而是将圈子、关系这两大社会构成发挥到极致。自从9年前传媒大亨克里斯·安德森买下TED之后，它就成长为一个超越会议性质的世界品牌。

　　全球共享的大课堂

　　一直以来，TED秉持着“彻底的开放主义”以及“用创意的力量改变世界”两个基本原则，并由此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它将成为一个新的哈佛，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顶尖的教育品牌。

　　当今社会，如果要想建立一个顶尖学府，首先你需要将那些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瓜招至麾下；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一个优秀的学校应该能够提供新鲜且原创的知识，而非那种随处可见的信息；同现实社会一样，学校也应该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注重科技的发展而非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给予学生们专业性强的知识；同时，作为学校创立者的你，还应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网络。

　　以上这些正是TED的完美描绘。

　　在TED这所“学校”里，讲师来自五湖四海，可以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可以是电影制片人J.J。埃布拉姆斯；可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主教，也可以是拉美女小说家伊莎贝尔·阿兰德。演讲的主题从生物物理学到平面造型设计，涉猎广泛。而TED主要通过参会费、广告以及公司赞助营利，去年的经营盈余甚至达到了两百多万美元，为之后的再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TED的经营方法证明，越开放的教育方式越能代表21世纪的教育模式。TED演讲视频的流行让克里斯·安德森对TED重新定位：从单一的年会转变为思想交流的平台。当确立下这样的目标后，转变就自然发生了。3000多位社区志愿者通过TED开放翻译项目把演讲资料翻译成77种语言，方便世界各地人们的观看，也给TED带来22亿人次的潜在受众。“我们把TED变成了一个全球共享的大课堂，这是我们梦想的一部分。”安德森说。

　　在TED会议上，你可以发现一些在传统大学校园里无法找到的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巴里·施瓦兹是TED会议的演讲人之一。“在斯沃斯莫尔，学生们都极为聪明。问题是，一旦在象牙塔里待的时间过长，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懒惰的思想，觉得不用再学什么了。来参加TED的人们都期待着通过彼此的互动、交谈，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改造。”

　　《环境周刊》编辑辛迪·斯蒂夫斯说，更不能忽视的是TED给参与者带来广泛的人际网络。人际圈的扩大给参与者们带来了实际的好处，研究人员和非盈利机构找到了赞助商，作家和学者找到了出版商，网络高手则为他们的创意找到了实现的可能。

　　2007年，生物学家E.O。威尔森获得了当年的TED大奖，高达十万美元的奖金被威尔森及其团队用来创建一个开放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名叫“生命百科全书”。但对他们来说，TED里的人际关系比奖金更为重要，这正是安德森买下TED的原因。“我1998年第一次参加TED就完全爱上了它，也爱上了参加会议的人们和他们伟大的智慧、创意。在我看来，TED完全可以是一项终生事业。”

　　演讲视频的传播

　　和TED一样，安德森本身就是技术爱好者、企业家以及社会改良家的综合体。作为一个教会医生的儿子，安德森在巴基斯坦、印度及阿富汗长大，成年后则从事与科技有关的出版行业。在买入TED之后，他将其定位为非营利性组织，并尝试将温曼“拯救世界”的理念发扬光大。

　　“安德森相信，如果将一帮聪明人放在同一个屋子里面，他们自会相互交流、沟通、启发，他想利用这点为一个更好的世界作点贡献。”TED全球主任布鲁诺·格优萨尼说，演讲视频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人们说起视频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什么？Lady Gaga还是帕里斯·希尔顿？TED演讲视频的迅速流行，可以多少给这个社会带来些许慰藉，证明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世界的未来。TED媒体执行制作人朱恩·科恩说：“我们刚开始将TED视频放在网上的时候，认为下载数不会超过四万次。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演讲仅在第一年便被超过一千万的网友下载收看。”世界各地的人们给科恩发来邮件，称他们情绪激昂、泪流满面地看完演讲，并将下载的视频群发给自己的邮件联系人。“三个月不到，我们便建立了自己的网站Ted.com，并将整个组织的功能设定为‘创意、理念的传播’。”

　　但这样的“开放”态度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金口难开的演讲嘉宾们是否愿意将他们演讲的内容放在网上被人传阅，而那些付钱参加TED大会的人又是否情愿和大众分享这些生动有趣的演说。

　　“将这些内容放在网上供人们免费传阅，对我们的经营模式曾有着巨大的威胁。”但事后证明，这样的忧虑完全没有必要。2006年，第一个TED演讲视频被传到网上。“那一年，我们将参会费增加了50%。结果不仅所有门票在一周内全部售完，还有另外一千多人申请加票。”

　　如果你现在进入Ted.com界面，会发现里面有超过700多个演讲视频，而最受欢迎的演讲一般有五百到六百万的点击率，网站上还有类似于IBM之类大公司的广告。

　　“多数演讲都被制作成了‘高校音乐剧’的模样。”科恩说，TED大会使用多镜头摄像机，能够将演讲人的各种动作抓拍得一清二楚。比如比尔·盖茨在强调疟疾的危害时，大会现场放飞了一群蚊子，场内的摄像机成功拍下这一过程的特写。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例如演讲者清嗓子的镜头等都被删除出去。

　　和普通视频一样，TED演讲视频很容易通过广泛的传播使演讲人一夜成名，吉尔·泰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研究中风的哈佛神经解剖专家曾在TED上作过关于中风之后精神苏醒的演讲，此演讲视频在2008年被放上网，并很快流传开来。“我被《时代》周刊列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奥普拉看了我的视频之后，立刻给我作了一个专访。十多家出版商也找上门来，希望出版我的书。六个星期之内发生的所有这些事，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TED大会的组织成员凯文·凯利如此解释：“这是交流的新类型。正如人们为了看精巧的故事而去购买《纽约客》一般，更多的人会选择去看TED的18分钟演讲视频。”

　　TEDx，前景美妙的副产品

　　TED汇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头脑，拥有实验性的运营理念、成功的商业模式，在开创属于21世纪的开放、顶尖教育模式上，似乎已经走了很远，那么它的下一步将走向何方？

　　安德森在将TED的视频资料无偿给予任何有需要的人们的同时，也由此衍生出TEDx项目，这种本地化、自组织的活动可以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来分享类似于TED的经历和体验。

　　“当我们将演讲视频放上网之后，TED这个名字便越来越为人所熟知。我们想的是如何利用TED这个名字的力量，允许人们为其创造出更多的意义。”TED视频授权官拉娜·斯泰因是TEDx的忠实拥护者，她还为此设立了诸多指导纲要，保证这些区域性、自发、独立的讨论会能够秉承TED大会的高质量，并同时具有启发性。

　　根据她所写的纲要，TEDx讨论会不能超过一天，会上25%的内容必须是TED演讲视频的内容。本地演讲者的谈话要被录音，并被放在Ted.com以及一个专门的YouTube频道上。如果是100人以上的讨论会，组织者必须是参加过TED大会的人。只要满足了以上条件，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组织TEDx讨论会。

　　出乎安德森等人的预料，TEDx项目大获好评。“我们本以为社会上的回应会很少，讨论会也会比较小型。但结果是，每周都有20个TEDx活动举行。”TEDx活动的主题和地点更加多元，从悉尼到特拉维夫再到长城，你甚至可以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个乡村里发现这样的活动。

　　TEDx这种更为平民化的讨论会甚至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支持。科技专栏作家萨拉·莱西曾写过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对TED如此厌烦》的专栏文章，但是对于TEDx她却大为赞赏，因为这样的活动允许更多普通人发表见解，“比一帮名人在台上大谈自己的想法更有实际意义”。

　　二十年以来，管理艺术教导人们要尽量地保护自己的品牌。TEDx宽松的举办条件，是否会给这个并未兴起多时的TED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无从可知。我们所知道的是，人们应该去尊敬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相信将个人和伟大创意联系起来的巨大力量。“一个群体、一个组织自愿通过教育的方式去改变世界，并建造与此相关的交流平台，这是一个新的模式，世上再没有类似这样的组织了。”TED视频授权官斯泰因表示。

　　TED的下一步计划是将其散落在全球的社区通过网络连接起来，而今年秋天举行的TED全球会议将会成为一个先导，帮助人们通过Ted.com举行自己的讨论会。科恩信誓旦旦地说：“当你建立起这样的平台时，你根本无法预测人们会怎么使用它，并创造出怎样的沟通、交流方式。我们的想法是大胆而有前景的，只希望到时候能够梦想成真。”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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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旧文，因为这个博客没有，贴出来保存一下】

――从故乡的两个朋友谈起

一

建始是我故乡鄂西山区的一个县治，因山多田少，以出玉米著称。一方玉米也养一方人，除开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些朋辈之外，数得出来的前辈高人，国军方面有吴国祯，共军方面有韦君宜。前者是精忠报国素推民主的文官，后者是迷途悔悟终讲真话的文人。一个穷荒小县，能在国共两方走出来这样两位读书明理的男女，建始乃至鄂西的后学我辈，皆与有荣焉。

一个地方出不出人物，端赖一个地方文化之传承和文风之养成。吴韦两君皆少小离家，老大未回，不敢说该乡的道统与他们有何牵连，但流风余韵往往则埋存在大地之上，无形的滋养着代代苍生。

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与建始的写作者，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按下其他的不表，这儿先说说“二龙”――两位姓龙的朋友。之所以拿他们来破题，一是因为有些夙缘，二是因为偶然看了他们的博客和他们在自个故乡网站的发言。由他们的文章和跟帖，我看见了我内心深处真正感到惊觫的东西。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土地和文化形成了这样两个可谓优秀却又截然不同的人呢？他们于我，曾经那么熟悉，但睽隔许久之后，仿佛又完全陌生。想到他们分别代表的是我的故乡甚至祖国冰火难容的两种青年，念及我与他们曾经的因缘，遂决定也来探讨一下他们正在关注的话题。

二

先按时间顺序说说大龙。大约是1983年吧，那时我们的剥枣诗社正有些轰轰烈烈。一日，我的师兄邱来信，很郑重地对我说，他的建始老家乡下，有个穷孩子非常喜欢文学，天赋在他看来不错，只是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家道贫寒，有些不容于后母。邱兄说这个青年要拜他为师学写诗，他实在教不了诗歌，只好转托我帮忙带带。我说相去甚遥，如何来带，邱兄说他可以到你那里去打工学习。我心生悲悯，就说那就来吧。

那时我是利川教研室刚刚工作两年的新人，每月工资好像是57元，有一间单独的寝室。没过几天，就见一个比我略显粗壮的农村青年背着一个破旧的被子敲门进来。他要叫老师，我说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你还是叫我哥吧。于是，此后我就又多了这一位异姓兄弟。

那时的就业打工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机会，我准备不足，无从介绍，只好先留下他和我同吃同住。初出乡野的他，很纯朴也很木讷，读书写作都十分勤奋。那时我的藏书很多，诗社又频繁活动讨论，我也都要他列席参加旁听。是否于他曾经有过裨益，我却未尝问过。他特别喜欢写诗，我倒是确曾奇怪过――一个乡下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何以会喜欢上这种百无一用的东西？

他在利川大约呆了一年，诗歌我看是渐入佳境，人也在苦难中变得成熟起来。后来他回了建始，偶有音问。待我进入武大时，他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因为写诗、发表作品，被文化馆聘用了。还参加了少数民族笔会，获得好评等等。我记得清楚的一句是――谢谢你当初教我作诗先做人，在会上没有人能够看出我是一个贫苦的农村青年。

他能因为诗歌而改变命运，我自然感到高兴。我相信他的草根身份和底层经历，能够使他写出更有深度和力感的作品。家乡的诗歌精神，能够代代相承，至少不负我辈的努力。

三

离开恩施二十多年来，虽然偶尔还乡，但基本与本地的文坛失去联系。只是听说当年的一批朋友，大多成了州县的文官。在那片仍然遥远和贫困的土地上，是否还有人在写作抑或行吟，我却完全无知。我只是清楚当年诗社的同仁，多已搁笔。

我常常以为在21世纪的物资主义运动中，诗歌精神已然绝迹。连我等当年的诗疯子，都已经学殖荒芜，新生代的网络青年，还会去热衷和思考这些无补于世的玩艺吗？在我有限的视野中，那些年看见的似乎只是苏家桥孤独的背影，神经病一般飘荡在恩施的花街柳巷；还在酒杯和书丛中独立思考和梦呓般写作――而他几乎是从来不投稿的。

完全是一种偶然，我在2004年发现了清江社区和杀手龙。他刺进我眼球的是一系列针砭故乡文坛的嘻哈文章，因着一些朋辈的名字，我开始重新关注起恩施的人文来。

我得承认这条龙的出现，令我当时有些惊异――恣意狂放的文笔，腹笥不空的学养，剑走偏锋的思索，刻薄阴冷的幽默，都让我耳目一新。当然随他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名字，都让我大吃一惊。我确确乎没有想到，原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在我的家山，竟然悄悄生长着许多远远超过当年我辈的读书种子，默默无闻地自开自谢着。

我是一个好奇而又喜欢结交的人，以后的回山得以和这批网友喝酒，成了我这几年隐秘的乐趣。而杀手龙的活体展示，则与纸本上的形象大异其趣――在现实中他反而寡言，偏激而缺乏幽默，但为人分寸得体，并非咄咄逼人那样的狂飙青年。

我渐渐知道他原来出身于建始的官宦人家，名校毕业，且身在法院。散淡的天性和执着的理想，使得他在现实中感到郁闷。我仿佛看见当年的我在利川县委大院时的愤怒和彷徨――一代一代相似的梦啊，驱赶着我们去改变命途。

他说他想辞职，想出来打工，还想考研。已然被生活搞得近乎世故的我，只能说――你自己想清楚，公务员在今天并非一个易得的饭碗，轻易打碎你是否会后悔。你只有把今后想到最坏之后，再来做决定。我也只能在你自己的决定之后帮你。

之后他毅然递上了辞呈，来到京城，也许从此踏上的也是一条不归路。

四

我是因为清江社区才开始成为网络中年的。在某种程度说，也是故乡的这些青年才俊，重新使我开始从厌倦的商海回归文学。我学着使用电脑，学着上网阅读浏览搜索，学着重新关注社情民心。我为这种奇特的民间媒体感到激动，为终于可以越过封锁看见一些人间的悲苦和嚎叫而兴奋。但是，很快我又失望而内心悲凉了。

我倒不是因为网警，因为删贴，因为词汇忌禁而失望，对于这样的国家管理手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向来不惜以最坏的恶意来猜度。我是在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论坛上，看见了太多恶心的争吵，双方往往彼此对骂左粪和右粪――这是对所谓愤青的简称。我在一些宏大主题的叙说中，看见的是一代【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我试着分析他们的年龄和教养，我感到某种透心的冰凉。

前年我向余世存讲述我的担心――为何当今的青年会有那么多的人，成为原教旨一般的民族主义分子？而这样的思想和情绪，纵观全世界，都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从希特勒到本拉登，无不是产自于这样的思潮和土壤。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89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稳定大于一切的实用主义教育，难道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这样一批未来的主宰？

余世存笑道――你不用忧虑，事实上更多的青年不是这样，只是许多人不愿站出来和那些极端分子对搏而已。而那些人除开兼职打工的外，真正冥顽的也不多。就是西方也有新纳粹分子，这个不足为奇。倒是你的平辈中人，即使是那些并未享受到社会福利甚至还颇受制度之苦的人，他们也是专制的拥护者，这才是可谓怪哉的现象。

世存的身边有不少的年轻朋友，我想他比我更接近社会，他的说法应该不无道理。果然我回头来和我的一些多年老友，故意交流对当今中国、社会、人物和制度的看法时，我感到了更大的悲哀。我发现许多可以割头换颈的哥们，其实你并未深入他的内心。一旦话题触及政治，往往可能当下翻脸，割袍断交。政治观念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为了不让故交反目，我后来在老友中规定，酒场不谈政治。如果要结交新友，先试探三个问题――对毛邓、对美日、对台湾的评价和态度；如果没有共识，那就当个熟人，不得以友道论之。

五

人类社会假设从直立人开始算起，能够走向今天的文明，大抵是经过了这样一些阶段的――从采集到渔猎到游牧到农耕再到工业时代，再然后进入今天的所谓信息时代。老毛曾经说【大意】――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有左中右。我想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属于废话似的真理。

假设按照左右的最初定义――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那么我相信在初民那里，左派是人类得以进步的一个主要群体。试想我们的老祖宗都还爬在树上依靠野果生存的年代，其中几个激进的说――老子们不能完全望天收地过日子了，得下去搞一点肉食――走向渔猎，是一件危险的赌博，一定有右派出来反对说――还是呆在树上安全，虽然吃不饱好歹还是社会稳定。【让全国吃饱是至今我们的领导都唯一感到满足和自豪的事情】很显然，激进的左翼初民最终改变了人类的走向，否则我们还像非洲某些土著一样，至今还依靠香蕉在生活。

但是要到人类学会开圆桌会议来议事的时代，才真正有了左派右派的名称。这两个名词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两百年世界史的叙述方便，几乎除了革命、战争这些动词之外，这两个名词所隐含的血腥，几乎超过了一切。从法国大革命到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我们看见无数左右的屠杀镇压和整肃，大地上白骨如林，血沃劲草，却总难看见开出人性中和的花朵。即使是官方钦定的党史，也无法回避和掩盖这些惨烈的往事；如果不许使用这两个名词，我看这个党史是难以成书的。

六

政党有左右之别，党内有左右之分，这似乎都不是怪事。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被世人目为左翼运动，因为它提倡激烈的革命，希望通过斗争和暴烈的手段打破人类数千年来累积形成的旧制度――这种理论和号召，毫无疑问会被保守的人们视为激进的左翼。

左翼有问题吗？为何鲁迅的时代，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加入左联？为何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会大加赞许？为何萨特也会一度成为左翼阵营的领袖？我相信，在一个极端不公的时代，左翼代表了一种人类理想和激情；左翼渴望在尘世建立天堂，渴望强权干涉世道用以抵达公正平等的社会。这，似乎没有错；我们人类如果不是在一种理想的引导下，如果不是一直有梦，我们能够获得今天的文明吗？

那么右翼呢？那些珍视生命酷爱自由的人们，他们坚守天赋人权，坚守人类自然形成的价值观体系，他们反对一切暴力和侵犯，完全敬畏甚至听凭星空和良知的引领。他们难道有错吗？

如果人类没有这样一些分子在为我们坚守底线，那这个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模样呢？

建党以来，中共几乎都没有停歇过路线斗争，时而反左，时而反右。在他们过去的辞典里，左倾代表冒进，右倾代表投降，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人类有中间道路可走吗？综观历史，那些所谓的第三种人，那些折中主义者，那些中庸调和派，几乎无不是左右不逢源，两头不讨好，最后首鼠两端进退维谷，死得更惨。

人生在世，无法不选择一个基本的立场；所有临歧彷徨的人，最终只会无路可逃。世间难有左右兼顾的好事，那么对此歧途，我们终该何去何从呢？于是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讨一下今日社会的左右之别，重新来厘清左右是怎样演化出今天的怪胎的。

七

左翼的所谓革命运动在中国近八十年的历史，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撇开前三十年的战争不谈，后五十年我们人民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涉及这种评价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立刻会出现巨大分野，观点之间相去霄壤，冰火难容。

左派会说――我们得到了国家强盛，民族独立，社会稳定，人民安康。

右派会说――国家强盛仅在兵戎，与民争利造成国富民穷；民族独立而个人被奴役，人权仅只强调生存权；社会稳定依靠军警宪特高压维持，乱象频仍；人民安康只是少数分赃者的福禄，底层百姓的幸福指数跌至低谷。

在中共的政治话语谱系里，左，一向代表革命和正确，除非极左；右，从来代表反动和落后，如果极右，更是敌人。所以历来的干部群众会说――宁左勿右。

有趣的是，关于左右的分际和定义以及评价，在近二十年的官方辞典中，竟然出现了颇资玩味的变化。邓公南巡时强调――我们今后仍然要反右，但主要是要反左【大意】。左不是代表革命和进步吗？为何还要被主要提防和反对呢？

尤为搞笑的是，在今天的大众语系中，右，代表了激进派，左，反而成为了保守派。右主张激进的改革，迅速融入国际社会，顺应民主潮流，实行多党政治，结束专制社会。左则拥护一党独大，政权集中，民权限制，贫富均匀。右翼的主张里暗含了革命的本意――非暴力的对政体进行更换；左翼的主张里，却隐含的是反革命【反对革命】的意愿，是要继续维持这种国家、民族、权力和财富的大一统。

左右两派的存在，不仅在政坛，也不仅在民间，连我们素来认为是在担当社会道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阵营，也一样沟壑井然。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成为学界十几年来的一道奇特景观，彼此的攻讦也不免上到人身。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要如此分化呢？

八

就像右翼有温和右派和激进右派之别一样，左翼也有这样的分类；没有一个阵营是清一色的同志。比如一个人对你大骂腐败政府，痛恨单位领导，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就不是极左分子――要看他的思想谱系。

一个左派【或者右派】是怎样产生的呢？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何会迷路于一些常识教育，成为一个极端主张分子――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感到迷惑的问题。对于那些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望维护某些原教旨的什么基本原则，这我不难理解。但是对身边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何以也会产生一些奇怪得离谱的理念呢？这里，我就试图对一个前面所说的――大龙，来作为一个个案分析，看是否能找到答案。

首先得说，在此之前，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读到过他的作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远远谈不上有什么左右倾向。前几年偶然听说他的诗歌业绩，也无暇找来拜读。最近更偶然的在网站看见他的名字，跟着进了他的博客，首次被一首诗歌吸引，然后跌破了眼镜。

这是一首悼念萨达姆的诗歌，主题是仇美，连带歌颂本拉登。我不忍心引用那些诗句。之后我抱着不相信的态度，再翻阅了他几篇文章――建议何时攻打台湾的高见以及赞扬邓小平理论的时评。

坦率的说，类似的东西在网上很多，我常常都是一笑而过；但他也在这样写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一种刺痛。我一直以为诗歌是神圣的事业，诗人要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的理想，即使做不到这样，你就只愿当一个爱情的夜莺，天天为儿女私情哭泣也行。但是，如果你去赞美恶魔，这，多少让我感到不可理喻。

我何以这样说？他为何这样写？此中的原则和原因何在？兹事体大，只能慢慢道来。

九

首先说他为何要这样写――沉痛悼念萨达姆――这是连中共都不敢也不好意思做的事儿。那么一个远在鄂西山里的所谓诗人，何以要怀念和惋惜这样一个中东的独裁者呢？难道他真的了解那个老头吗？真的感受过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吗？不，我不相信。

事实上，我可以说他对这个人的平生恶迹几乎毫无了解――从他的诗句说，你仅仅因为反击谋杀，而杀了百十来个什叶派人。就可以看出他对老萨的“丰功伟绩”太缺乏认识。那么，他之所以在不明真相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赞美，其实是因为他仇美――这样一种情绪使得他要去歌颂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敢于出头反美的人，不管这个人本身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要继续问――你为什么要仇美呢？是谁告诉你美国是个造成你痛苦的国家？你的房地产被侵占【他另外的投诉】难道是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我不知道他如何回答。遥远的美国跟你前世无怨后世无仇，你为何要诅咒他而不惜选择赞美一个多数健康人都反感的恶魔呢？

我知道多数如他的中国人，其实诞生这样的好恶，是来自于若干年来党的宣传的潜移默化――几乎从我们成长开始，政府就用一种天天耳语的方式在告诉我们――美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于是我们慢慢就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即使连政府现在都转向不公开骂美国了，人民的记忆还暂时转不过弯来。关于如何认识美国，话题太大，回头再说。

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也不公开的时代，我们能够获得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国家通过唯一的官方媒体，给我们实施的新闻配餐――执政党认为这样的配餐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你不要认为现在有了网络，我们获得的信息就是公正公开的了，我们依旧获取的是被过滤后的消息，只是聊胜于过去的完全封锁而已。

具体负责配餐的部门叫宣传部，宣传部是哪个发明的呢？是希特勒。全世界目前仍然保留这一伟大发明的国家还有哪些呢？还有中国，朝鲜等。民主国家是不敢袭用这个部门的。比如说美军打进伊拉克，这一事件太大，不能不报道，如何报道呢？那就是宣传部要配餐的了。鉴于我们和美国的官方关系和反恐的一致立场，以及我们需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原则和斡旋，我们不能公然在官方媒体上去谴责美国是“入侵”。但是，美国的口号是反恐反独裁和解放伊拉克人民，理论依据是人权大于主权，我们的媒体如果认可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就意味着同意民主阵线可以跨国干预别国独裁――那我们的处境就有问题了。

反对不妥，赞美不行，于是我们就只好貌似公平地选择性地播放一些别国电视台拍摄的镜头。这个选择就是宣传部的学问所在。比如说伊拉克人民夹道欢迎美军入城的镜头，那是肯定不采用的，伊拉克人民为掩护美军被炸死，那更不能播放。当然，直接把那些成天爆炸自己人民的游击队当正面英雄来歌颂的镜头，也不会拿来播放。于是，我们看到的就多是伊拉克的人民，因为外力的干预，民不聊生的镜头，还有英美联军虐俘的镜头。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无数血气方刚的青年，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反对美国的干预。于是，我的大龙兄弟，即使在故乡受政府欺负，他仍然觉得比假想中的美国人来欺负要好，要容易接受。

十

近年来由于陈水扁的台独腔调很高，大陆青年呼吁攻台的人群也日渐风起云涌了。道理不外乎我们政府的口气也很强硬――你即使说一点过头话，政府反正也不会追究。不信你反过来去天天说攻打朝鲜试试。

在这样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裹挟之下，我看见无数个大龙兄弟，以民间军事专家的眼光，开始为政府献计献策――何时打，如何打，动不动用核武，如何利用美国内忧外患的时候开打等等。我看见这样的言论，就想起一位前辈写过他小时候认识的一个爱国老文青，每天在酒馆里研究，中国强盛的政府配套人员应该是――他开了个方子――总统是尧舜，总理是诸葛亮，陆军总长是林冲，水军总长是李俊等等。呵呵，幸好我们的政府还没愚蠢到真正采信这样一些药方的地步。

打台湾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阿扁和几乎过半的台湾人民要独立；独立为何要打呢？是因为那块地方是我们认为的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人家为何要独立，为何不愿回到所谓祖国的怀抱呢？多数攻台的口头英雄可能会觉得那就是阿扁在发疯。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有人号召独立，经过全民公决，结果是人民愿意选择继续留在英联邦，于是至今他们的领导还是个总督，自愿接受女王的封赠。台湾和咱们还真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人家咋就不愿回到娘家来和你大哥一起过呢？

要统一，大家都自愿，当然是好事。但大家要清楚，国家和土地是人民的，任何一个党派和政府，法理上都只是人民委托的一个物业管理公司，你不能要求物管公司命令我们住户去攻打隔壁的小区――你说那个小区也是我们这个开发商开发的。

统一难道就没有文统，只有武统了吗？假设下一届台湾政府是国民党组阁，小马哥提出可以统一，但是我们回到国共重庆谈判的起点来谈统一，不知贵党和那些主战勇士如何回答。重庆谈判的时候，中共处于弱势，那时的老毛还是热爱和平的，希望老蒋能答应搞一个联合政府。当年那种主张多么美好啊――政治协商，多党共存，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这都是你们共党老祖宗的理想，我们现在重返重庆谈判来统一，你们为何不愿呢？

政府不愿自然有他的隐私，那么你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你自认的读书人，你为何不愿呢？如果这样统一了，房产局还敢欺负你吗？你的写作还需要写那种粉饰现实的作品才能发表吗？你还会用半生的努力去要争取一个城镇户口或者一个文化馆编制吗？

且不谈武统的法理依据，单说做人的常识。一个房产局依仗政府强权来欺负了你一个公民，你都深感不悦；那么一个政府凭借武力去杀另外一些不想和你搭伙过日子的同胞，你就觉得快乐吗？

所幸我们的政府暂时还真不敢采纳你的锦囊妙计，如果开打的话，假设政府跟人民商量――支持武统的人，每家加五万税负，献出一个儿子，我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反正我是不愿的。

当年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针对国民党杀不杀陈水扁吕秀莲的问题时，向蒋经国进言说――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而我们还将在这片大地上继续生存下去、、、、、、

是啊，我们子子孙孙还将在我们的祖国生存下去，这个祖国，并非一党一姓之天下，她是我们所有人民的土地。

十一

以前有人问我，如何看待阿扁，我得说――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喳喳哇哇的样子，假设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我一般也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但这，仅仅是个人的爱憎和好恶而已。如果论及观念，我也顶多觉得这哥们作为一个华人政治家，太狭隘，太本土意识，缺乏伟大的胸襟【后来证明，还太贪墨】。

问题是这样一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民进党可不是一年两年诞生的，早在台湾还是一党专制的时代，他们就成为了反独裁的英雄。而且更可笑的是，当年的大陆政府，是把他们当作国民党的敌人而曾经引为自己的朋友的，甚至还有过一些秘密的支援。

他们为了推进台湾的民主运动，随时坐牢，随时面对被镇压的危险。蒋经国和国民党的雅量容忍了他们，台湾人民能够结束所谓的剿匪戡乱的军政时代，要感谢他们。所以，当李登辉时代终于决定和平改变台湾政体的时候，人民出于对国民党过去的积怨，立即选择了民进党，选择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诞生了。这是必将刻进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那一刻，所有的“蒋家军”全体宣誓从此之后效忠“国家”，不再是一党一姓的武器；整个台湾没放一枪一炮就进入了民主时代，这样的政权递交，我们的历史何曾有过。

民主播下的是龙种，但头胎可能收获的是跳蚤――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只要民主这个体制形成了，它就会自然产生纠错功能。但我们不能因为初生的不完美，就直接扼杀这个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信息多样化的自由时代，政客的一切优劣对错，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相反倒是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配餐的年代，我们怎么好意思根据我们的媒体提供的那些资讯，就去天天诅咒别人呢？

我反对台独，是因为他完全不想推进和影响大陆的民主进步――同为中华民族，他懒得管你的闲事，你们爱独裁爱民主都与我台湾没什么关系。对此，我也只能认为他们没有一个民族的伟大政治情怀。不过，万一要独甚至已独，我仍然反对武统――我不愿看见无辜百姓子弟的血，成为一党天下的牺牲品。更不愿看见武统的硕果是让更多的炎黄子孙，走向被奴役之路。你是一个天大的爱国青年，我也只是想问一下――你是愿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在广场上演讲和咒骂总统而不获罪的地方，还是想生活在根本不许你在广场演讲的地方？就算是你要反台独要武统这样的“爱国”演讲，你有本事到天安门广场去吼一嗓子试试。

我总认为，这些东西常识就能判断是非，为何我的很多弟兄朋友却是另外的选择呢？

十二

党内历来也有左右之分，当然历来主要是右派吃亏。涉及路线斗争的那些大人物此处不表，先说说近些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人物。

文革结束以来，极左的“红旗五哥”应该要算邓力群这个老头。他是80年代的中宣部部长，领导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运动，国外媒体戏称他为“左王”或者“棍王”。延安时期他当过老毛的秘书，私受过一些独传心法。

就是这个主儿，终于90年代下课了，因为看不惯改革开放，于是邀约了几个他的得意哥们――著名中学语文课文作者刘白羽、魏巍等，主办了一个唤作《中流》的杂志――顾名思义，他们想当中国历史的中流砥柱。

这个杂志我曾经戏称为“唯一可以代表中国还有出版言论自由的象征”――因为他们一伙退休党棍，天天在那里骂当朝领袖，时时怀念先帝爷的恩德。按说这样一个符合很大一部分基层民众愤世情绪的刊物，应该有很大的发行量吧，但是我看到的仍然是门可罗雀。由于他已经无权像当初可以拨款赔钱办《红旗》杂志，于是一群爷们也只好自己解囊。又因为几位爷的资历级别，虽然话语难听，上面还是只好容忍。

我是这个怪胎杂志的读者，我像阅读一本幽默漫画刊物一样，时常被他们逗得愁眉顿开。我抱着好玩的心态试看当朝对这个极左阵地宽容到什么时候为止――我知道要是谁来办一个类似这样的极右的杂志，那肯定是要去吃“牢饭”的。果然，前些年，这个老邓看见他们的清言无法影响当局，干脆写了个致中央的万言书，也学社会上的“危险分子”要发动一批老干部搞签名运动――整个手法简直和民运如出一辙。这下当局实在崩不住了，干脆把他们的杂志封了。可怜的邓老四处游走，强烈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仿佛刘少奇当年举着宪法要求人权的样子――他们都忘记了，这一套棍法，他们正是始作俑者。

更为搞笑的是，前年我听说邓老终于费时多年闭门发愤写了个自述，到处投稿，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采用。他终于知道自己创立和维护多年的“管制”的滋味了，一气之下，只好自费印刷，到处营销送人。如果按现行法规，他这叫非法出版，也是可以被捕至少也要罚款的。好在现在他所反对的中央，确实在追求所谓和谐的趣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跟他较真。

什么叫作茧自缚，什么叫自作自受，我在这个前宣传部长的身上，有趣地看见了极左人物的炎凉身世。

十三

至于当朝人物的左右鉴别，事关政局和宦途，不是我辈草民可以言说的。我这儿可以举例的仍只能是拿离开神坛的老干部说话了。

我们尊崇的前辈有“二李”――一曰李锐，一曰李慎之。李锐先生曾经是毛的秘书之一，在庐山会议时被清君侧，文革结束后当过中组部副部长，在耀邦先生手下，为千万个蒙冤的人们平反，可谓积德深厚。这样一位年轻时投身革命后来也位极人臣的干部，在晚年奋笔疾书，不仅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样名垂千秋的史著，还不断以文觉世，上书建言，挑战着集权政治的铁幕，并力所能及的保护着无数后生忠良。

李慎之先生曾经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后来是社科院的院长，89因为反对当局而辞职。1999年以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让中外朝野震惊。

这几位前辈都是高干，是追随共党一生的忠烈之士。他们爱党，更爱这个我们叫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在一个真话缺失的年代，是他们站出来在向民众揭示真实。正如《茶馆》的台词――他们爱大清朝，他们怕大清朝垮了，他们才秉笔直书。

迅翁在《中国的脊梁》一文中曾说――我们历代并不缺乏这样一些舍身请命杀生求仁的勇士，正是这样一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毫无疑义，他们是党内的右翼代表。即使在反右运动结束五十年之后，这些右倾的老人，依旧要受到压制。只是在一个后极权时代，他们不再有流放之虞了。

十四

真正的民主社会，一定是左中右并存不悖的，我并不认为今日之左派，就一定是愚妄不堪的。就是在大致可以划到左翼阵营里的人，其中也良莠不齐，甚至泾渭分明。反之，右翼群落也一样不免自相矛盾。

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人，都充满了各种自我冲突，甚至人格分裂。比如我在政治思想上，有可能偏向右翼，但是我在文化方面，又可能趋于保守主义。人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的思想也都在进化之中，一个昨天的左派，他可能在今天成了极右。还有更多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晚年反而变成了极左――这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事。

我把左翼分为三类――权贵左派，新左派和草根左派。权贵左派是指那些过去和现在都曾经或者正在享受专制制度之恩荫的一伙，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他们拥护并尽量要维护这样的特色社会，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无利不起早，这是可以想象的人性之常。

草根左派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般由80后的青年组成，但也不乏比如大龙这样的中老年群众。其中的多数在我的考察中，往往还是生活在底层抑或边缘社会的。他们并未真正享受到权力阶层的分赃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但是他们却是最极端的“爱国者”。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却对许多抽象的比如民族、国家等概念充满神往。你还不能说他们是在讨好当朝，因为他们的许多说法，是连当局都不敢甚至也畏惧的。30年代的德国也曾有一批这样的“理想主义”战士，后来构成了盖世太保的冲锋队。

新左派是由左翼之中一批还算读书讲理的人构成，我素来保持几分敬意。他们也对这个社会不满，看到许多不公的社会现象和人间悲剧，但他们多数时候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他们是关心底层民众的，但是他们似乎也认为国情不适合民主，甚至需要更强权的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他们渴望在这个制度之下改良社会，比如要通过国家强制手段来调整贫富差距等等。无论动机和主张本身，我都相信他们是心怀善意的，因此他们往往也两头不讨好。

眼前的政府并非真正的喜欢左派――老邓说过，这是要主要预防的对象。因为很多左派的主张实际陷政府于为难――比如你天天闹着要打富济贫，要解决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国民资格等等，当朝也不好办。谁是富人，他们比你心里更清楚。又比如你天天嚷着要去收回钓鱼岛，要去抵制日货，政府就更头疼。你哪里知道我们跟人家日本的“友谊”渊源，没有日本能有今日之天下吗？

哪朝哪代都怕太爱国的青年，但又不能不要爱国主义，这就是个两难。

十五

无论左右思想倾向，在我看来，多数还是与人品无关，但是多少与所受教育和生活道路相关。左翼人群中的个体【比如我的老朋友中的多数】，在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也讲究基本的公义和道德。他们对专制的拥戴，对大一统国家的膜拜，仔细看来，近似一种宗教。类似宗教的情怀，你是没法用逻辑和道理去改变的。就像一个藏民，他要把一生的血汗积累，拿去捐献给寺庙，在一个外道中人看来，确实是难以理喻的。

而右翼群体中的多数，还有可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中低层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在这个制度下难以生存，才要求改变制度。甚至还有少数人，是今天右翼经济政策的权贵合伙人，是20年改革开放的分赃者。但是他们一样要主张变法――这让多数草根左派不理解――你们凭什么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的解释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相信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远远高于所谓的生存权。他们也许因为阅读，因为交际，多知道了一点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他们还残存一点正义感和理想，不满足于自己的吃饱喝足，还渴望所有那些不知名姓的穷苦百姓也能不被奴役。

近代以来的各国变法和革命，鲜有真正意义上的陈胜吴广似的草民来发起；多数时候是在旧制度下仍能优裕生存的人在引领。就拿中共来说，最初的所谓领袖，哪位是穷人和读书甚少的流民。再往前说，戊戌变法的主张者都是上层，倒是那时的草民最拥护皇帝，最爱大清朝，最怕朝廷倒了吃不上皇粮【虽然恍同隔世，又仿佛就在今日】。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全是贵族子弟，甚至皇亲国戚。我只能说，人类中总有一群儒家所谓的君子，永远在“忧道不忧贫”，永远在追寻天赋人权。

十六

行文至此，秋气渐深，而我的内心也已开始呈现某种悲凉――我们这一代人也正在步入各自的秋天了，而我们这个无法选择的祖国，却依旧未能走出“历史的三峡”。甚至江河横流，还无法确知其左右走向。

现实的状况是经济政策向右――权力和黑金勾结，一场末世的分赃盛宴早已开始，而更多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新的奴工。政治方针向左――一家通吃的局面坐大，公民权力的钳制在暗中收紧，意识形态的掌控日渐森严。

这些还不是我真正感到惊觫的，因为每一个王朝的更迭，都不免有类似的末日狂欢。但是假若某一天所谓的民主真正降临，假若我的弟妹子侄还多是大龙似的思想和主张，那我确实担心，未来的中国式“民主”，带来的竟然是一种“暴民政治”。那才是历史给我们民族，又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不过我多数时候依旧还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许多人今天所秉持的“专制迷信”，只不过是当今这种宣传配餐制的后果――他只知道这么多。就像当初多数人对老毛和斯大林的崇拜，如果你渐渐给他还原真相，他难道完全没有是非善恶的鉴别能力吗？我不相信我的大龙兄弟，假设某日也成为了黑窑的奴工，他还会向总参天天写信，建议何时攻打台湾――除非他希望让台湾同胞来替他当黑窑工――假设是这样，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人性的恶了。

另外我同样感到乐观的是，还有无数杀手龙这样的青年，哪怕他们从嘻哈疯癫开始，他们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应该被嘲弄的对象――而这一切，不过只是需要读书明理而已。

在我以戏谈方式开始探讨这个左右分野之时，这个世界正在继续为这个问题动乱和挣扎。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将为左右的前方，付出多少生命。小到一个酒桌上的反目，大到一次街头的巷战，都可能是在朋友兄弟之间展开的肉搏。

而我，也只知道一点心灵的方向而已。就像加缪所说――在月光下，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终的爱；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麦草、苦涩的食物，是大海边吹来的寒风，是古老而新鲜的曙光。在长期的争斗中，我们必将和这些事物一起，重造这个时代的灵魂。

来源：野夫

链接：http://www.bullock.cn/blogs/yefu/archives/12383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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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都开学了，拿回很多材料，其中一份是学校的Pledge, 相当于校训，其实这一校训他们都会背。校训云：

I was born to be a winner, and I will not allow myself to think of failure.  I know my capabilities, and I will not give society a reason to label me anything but "the best".  I shall not be caught sitting on the sideline of life wishing I had done something different.  I will live each day to the fullest and become a literature lifter of the world. 

For those of you who choose to fail, this is your right, but you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take others or me with you.  Be prepared to accept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ure, as I am preparing myself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success.

My education will be a lifelong endeavor.  I will not be hesitant to stand up for my convictions.  Courageously, I shall make the choice to accept the challenges before me rather than forever let others make my decisions. 

This is my time and my place！

大意是：我生来就要作一赢家，失败我都不允许自己去想。我知道我的能力，除了“最佳”之外，我不允许社会给我贴任何标签。我不会让人发现我该行而未行，最终坐在生活的边缘，自怨自艾。我要把每天的日子活到最为完满，我要成为一个有知有识，改进世界的人。

你们如果有人选择失败，那是你的权利，可是你没有权利，拖别人一起下水。准备好接受失败的结果吧，而我会准备着接受成功的结果。

我的教育是一终身的追求。我的信念我会毫不畏惧地去捍卫。我会带着勇气，选择接受面前的挑战，而不是让别人给我做各样的决定。

（最后一句不知怎么翻译是好，套用老毛一句话）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还看我校！

以上仅为大致翻译，欢迎修理，这段话对我们大人都有启发，所以，读者中如有国学大师，欢迎提供更好译文，文言文、甲骨文都可。

这段校训看似内容空洞，但实际上还是考虑到了小学生的一些特点。比如第一段是让他们要加强自身努力，每天做到最好，这对于小孩得了个B就全家庆贺，说“honey, you did such a great job！”的很多美国家庭来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第二段是针对小孩之间相互攀比的同伴压力，要小孩不要跟他人“和大踩”。第三段把教育的意义更上升了一层，是终身教育，是养育信念的教育，是培养独立自主精神之教育。最后是大结局，意思是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此地不发愤，更待何地？

这是一个美国小学的校训，通篇积极向上，斗志昂扬。我们上小学和初中时没背过这些东西，只记得一些学生守则，基本上是纪律居多。但是到了高中，我们老师给我们也分享过类似于的文字，没人说这是校训，但一届一届往下传，也就相当于school pledge了，如今已毕业20年，我都还记得，这短话是学校创办人吴汝伦先生写的《百字铭》：

远观山色，年年依旧如新，近视人情，渐渐不同往日。诗朋酒友，日会三千，知己心人，百无一二。花开兮，蝴蝶至，人困兮，亲戚疏。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自跌倒，自爬起，靠人扶，都是假。亲戚朋友，说的是隔山话。且挨过三冬四夏，暂受些此痛苦，雪尽后再看梅花。

这段话里有中国的人生感悟，或许有些颓唐，比如“知己心人，百无一二”，但人少年时总喜欢照镜子看同伴，心想为什么自己不像汪汪、平安之流那么受人欢迎？我这是咋了？所以这“百无一二”这种话听起来就非常管用 —— 老校长说了，大家再怎么受欢迎，真正知己都没几个，差不多的。这么一想，心里就踏实了。

”花开兮，蝴蝶至“，意思其实也是要你做到你的最好， preparing myself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success. “人困兮，亲戚疏。”意思是你要不好好干，成为一个衰人，Be prepared to accept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ure。

“时来，谁不来； 时不来，谁来。”意思就是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thing.  This is your time and place. 开头那句“远观山色，年年依旧如新，近视人情，渐渐不同往日。”也颇有意思，说的是时代渐渐在变化，你得察觉感知这种变化，不能固步自封。人们常说桐城派顽固守旧，看该派后期领军人物吴汝伦先生此言，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学校还有一楹联，上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下联就是强调东西文化之交融：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 自跌倒，自爬起， 靠人扶，都是假。 ”我们那个小城，人情网络错综复杂，屁大个事都要求人找关系，大家乐于走后门找关系，小孩子在一起也会攀比家长，吴老先生当头棒喝，要人自跌倒自爬起，别指望别人来扶。这话对于少年的我，影响极大，因为我家境普通，和某些家境优越的同学没法比。但有了这句话，顿时就跟简·爱似的，认定“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亲戚朋友，说的是隔山话。”其实也是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别听别人这么说那么说，凡事自己要拿定主意。

“且挨过三冬四夏，暂受些此痛苦，雪尽后再看梅花。”读书是辛苦的，十年寒窗嘛，只不过苦尽甘来，日后有好日子过哩。我们上高中时老师经常给我们打气，比如上了大学，篮球你想怎么打怎么打。虽说和后来的人生相比，大学也不过是一阶段，一个新的预备，但在高考之前，老师这么打气还是好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憧憬，一个吊在眼前的胡萝卜，鼓励我们不畏艰难往前赶。

但在憧憬和未来这里，我发觉两个校训有了差异：比如美国不认为教育是一段时间的事，而是一终身的努力。

另外，美国教育小孩学好文化，还是要做lifter of the world, 亦即改良世界的人。两种文化一个内敛一个张扬，在此实在是一览无余。

来源：南桥

链接：http://berlinfang.blog.163.com/blog/static/1166707162010866203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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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果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 ，欧洲战场的纪念以莫斯科红场大阅兵为标志，全球领袖云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年战败国德国的总理默克尔首次出席，标志着欧洲已经跨越二战的历史恩怨，走向融合的新阶段。

反观太平洋战场的纪念，却相当诡异。就在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尤其是东北亚海域，非但没有祥和之气，反而是风声鹤唳，各类对立的军事演习一波接着一波，核子航母耀武扬威，导弹实射硝烟滚滚，民间舆论更是充斥着“一战”的呼声。在二战中并肩战斗的中美两大国，正在进行一场崛起与围堵的海上较量。

当然，亚洲的大战纪念并非没有新的焦点出现。最大的亮点是，美国在用原子弹炸日本广岛65周年之际，让驻日大使作为代表，正式参加原爆受害地之一的广岛纪念仪式。同时首次参加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英法等国的代表。为何挑在今年，美国的立场出现了变化?

众所周知，与欧洲战场不同，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投掷原子弹的适当性问题，引发过学界的深入讨论。当年投掷原子弹的美军飞行员，其证词也曾掀起过巨浪。当年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决策过程，相当复杂。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主要原因是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对日本进行了登陆作战，但是遭遇日本军部制定的举国玉碎的焦土抵抗，在硫磺岛和冲绳岛的登陆作战中，死伤达10多万人之巨，美军统帅部预估整个本土登陆作战，美军死亡人数将达数十万甚至百万之众，为了减少牺牲，迫使日本早日投降，决定选择广岛、长崎这样的中等城市，进行核弹攻击。

问题是，在原爆的受害国家日本，因为在战争反省问题上与德国截然不同，学界一直存在着美国使用核子武器不当的意见。

右翼学者更是认为远东法庭的审判并不公正，美国使用核武，是公然违反国际战争公约(但他们闭口不谈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罪行)，日本媒体则利用每年一度的广岛遭受核爆周年仪式，渲染悲情意识，营造日本才是最大的战争受害者的受同情形象，无形中淡化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深重罪孽。

所有这些，也都坚定了美国和其他战胜国拒绝承认“使用核武不当”的立场，从而对广岛、长崎的原爆受害民众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难怪广岛的受害者家属认为，美国来参加纪念仪式晚了六十五年。

目前，国际舆论议论纷纷，探讨为何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刻，参加广岛纪念仪式，对日本受爆民众表达同情、悲伤和敬意?

美国和西方的媒体认为，这一步的跨出，是要显示奥巴马之前提出的实现全球消除核武的理念，美国希望通过修改“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战略之后，现在又公开承认使用核武的“悲惨性”，无疑是要超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定位，在领导对付气候暖化的同时，也占据限制核武扩散、反对使用核武器的道德制高点。

这一基本立场的改变，不是美国要改变对二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战史评价的既定立场，相反，完全与目前美国面临的世界局势密切相关。

在之前的日本民主党政府疏离美国的情势，以及这波越演越烈的中美海上“竞争”的风波中，白宫切实认为要下功夫改变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要用触动日本民众感情的新思维来争取日本的民心，从草根的基础上巩固美日同盟;其次，美国可以通过对核武使用的反省姿态，来正当化其阻止伊朗、朝鲜发展核武，改变“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印象。

同时，美国和日本政府也明确表达，日本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来防御包括中国军事崛起的挑战，因此日本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广岛受害者的祈愿，让日本国土远离军事核武。

美国的新思维立刻让菅直人心领神会，他向韩国表达对殖民历史的“深切反省和由衷歉意”，还决定移交韩国已经放弃诉求权的部分文物，此来拉拢韩国民意。菅直人道出了这种转变的战略目的：东北亚的稳定将以日韩为基轴，加上美国，共3个国家构成。日相的表态，显示日美韩的同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台阶。

对中国而言，随着广岛纪念越深入，越国际化，日本要发展核武的可能性就越低，中国被拖入这个区域的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就降低。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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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旬的赵良羚，把20多年来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养老院。可如今她多少有些遗憾，因为当自己需要养老时，北京还没有一家她“看得上”的养老院。

赵良羚现在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的顾问。从1986年起，她先后参与创办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并在五院院长任上退休。她见证了这些年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前不久，她应邀参加“中欧社会论坛之养老战略国际高峰论坛”。论坛上，中国代表们发现自己发言时，来自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代表常常一脸茫然，双方交流起来“非常困难”。

赵良羚提醒大家，“这不是语言有障碍，而是现实有差距。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老人这头”的分量可不比“孩子那头”轻

中欧社会论坛举行的同期，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

这是我国首次公布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天津市鹤童老人福利协会副理事长方嘉珂看来，欧洲是在富裕后变老的，而中国是在刚刚富裕甚至还没富裕时，就已经老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作好准备”。

目前，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方嘉珂指出，即便是这个比例，也依赖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前几年甚至还不到1%%，只有0.8%%”。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基本养老服务主要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按照惯用的计算方法，失能失智老人约占老人总数的10%%。床位数与老年人口数的比例，在欧洲的平均水平是5%%~6%%，在养老服务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美国，则达到15%%。当然，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相对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支撑。

目前，北京的这一比例接近3%%，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实际上，城区的公办养老机构几乎全部满员，老人要想进入已非常困难。

天津的300多家养老院中，真正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3家。方嘉珂介绍说，老人要想进这3家养老院，“得找人写条子，还得分条件，有身份、有钱、身体还得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得自带保姆。即便是这样，也还得等老长时间才住得进去”。

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现在大家都抱怨“入托难”，父母为孩子进公立幼儿园得排几天几夜的队。整个社会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孩子那头”，而少有人关注，老人要进公办养老院，常常需等上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其实老人这头，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呼吁。”方嘉珂强调道。

本需要“雪中送炭”，却总在“锦上添花”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保险补助1326亿元，同比增长69.7%%。从这一增幅中，可以看出国家对养老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养老机构的硬件建设上，国家也加大了投入。

不过在杨团看来，与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所需要的资金相比，目前投入的资金不仅“非常有限”，而且还“投错了方向”，“好不容易有了点钱，却大都用来建豪华养老院了，这加剧了目前的紧张局面”。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在参加中欧社会论坛之前，刚检查了十几个省市“十一五规划”养老方面的执行情况。他发现，在谈及未来发展时，各地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建示范性养老机构。

“所谓示范，就是盖得越豪华越好。”杨团如此解读。她认为，应该用同样的钱，建一些硬件达到基本标准的养老院，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增加床位。

方嘉珂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我们原本处于一个需要雪中送炭的阶段，人们却更愿意锦上添花。”

赵良羚则从自己的经验里，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政府修建示范性养老院，不仅很难有所谓的示范效应，而且还会因为收费不体现市场价格而“搞乱了市场”。

她担任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院长时，曾算过一笔账。以当时院里的条件，每张床位每月需收费2500元，但因为政府补贴，实际对外收费仅为1200元。即便是这个收费水平，当时很多人也难以承受。而条件与此相当的民办养老院，收费必须达到每月2500元才能维持运营。

如此一来，不少经济收入低、需要社会照顾的老人进不了公办养老院，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老人，却进入示范性养老院享受了二次分配。同时，民办养老院则在公办养老院“不计成本”的价格面前，因为收费高而床位闲置，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难以为继。

赵良羚现在经常进行反思，在她看来，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建设普惠型的养老院，满足底层人员的需求。

毕竟，中国目前的失能老人达940万，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有一个去处。

方嘉珂在考察时曾看到过这样一幕。一所政府投资建设的高档老年公寓，由于收费比同档次的民办养老院甚至旅馆更便宜，某些家庭里有一个老人，儿女便和老人一起住进老年公寓，把自己家的房子出租。

“把集中的注意力和投资的重点方向瞄准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阎青春在论坛上明确指出。

他的话音未落，与会的意大利学者回应道：“这也是我们走过的弯路，意大利在1970年代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杨团等从事养老问题研究的学者，曾经向有关部门指出这个“误区”，也曾提出相关建议。但最终她看到，虽然中小城市养老床位的缺口更大，有关部门在去年和今年还是把大部分相关经费给了大城市。其中拿到钱的4个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建豪华养老基地。对此杨团摇头叹息：“省里市里都是把养老基地和其他建设项目一样看待，作为政绩工程来搞的。”

阎青春在检查时，曾问各地官员，假如不建示范性养老机构，换一种投入方式，是不是可以带来成十倍甚至百倍的效益？令这位副主任不解的是，谁都不回答他的问题。

他只好把这归结为思维定式和部门利益在起作用。“部门利益在里面作祟时，肯定不可能使国家有限的养老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说。

地需“归位”，人需“扫盲”

方嘉珂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一说支持养老事业，就是多给钱、多盖房子、多加床位，至于床上住没住人或者住什么人，则很少过问。

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他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健康老人。并且这100多位老人，拒绝任何一个失能失智老人住进来。这就“把养老院硬生生变成了旅馆”，外面一群“老无所依”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里面一群人“老有所乐”，方嘉珂对此非常不解。

他更不解的是，走了全国不少地方，像这样老人住在里面“吹拉弹唱”的养老院，并非个案。杨团在调研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公办的养老院，条件好，但不愿意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她的知识体系里，这样的养老院更像是活动中心，而非护理中心，也不包含在她所理解的那个“养老”概念里。

在杨团这里，“养老”包括钱和服务两个层面。通过缴纳养老保险，一些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只要不生病，钱就不再是问题。

而问题在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基本养老服务。国际上，这种服务被通称为“长期照护”，是欧美国家养老体系的重心所在，主要针对失能失智的老人。但在国内，“不是不到位，是根本连词儿都没有”。杨团介绍说，在不少养老院，老人一到不能自理就被轰回家。尤其是一些郊区和农村的养老机构，宁愿让床位空着，也不让失能失智的老人住。

“这不能完全怪养老院，他们根本就没有专业的护理人员，也就没法收不能自理的老人。”她认为，目前所谓的护理服务，做的其实是保姆服务，上门做饭、洗衣服等，真正的护理服务完全谈不上。

方嘉珂断言，“任何开旅馆的都能干这个（指办养老院）”，国内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目前还处于扫盲阶段。

他曾在北京对照护人员进行过免费培训。一次培训课前，他向课堂上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了解情况，对方告诉他，自己此前一直在北京捡垃圾，后来垃圾不好捡了，才到养老院做护理，如今被院里送过来培训。

这让方嘉珂哭笑不得。在他眼里，护理是件很专业的事情。1992年，他到奥地利行医时，先后到当地和德国的养老院参观。他发现德国规定，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要与老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作为一名医生，他在这里可以行医，但根本没机会到养老院工作。

中国有关部门在2002年曾颁发《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原本计划在3~5年实现持证上岗。如今8年过去了，阎青春表示，“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正在逼近的风险

专业服务的缺失，导致了目前一线城市里“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局面。方嘉珂原本以为，“老革命、老干部、老专家”这“三老”不会为养老犯难。后来深入了解后，他才发现，北京不少高干在晚年都需要专业的照护，他们不差钱，但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太少，他们只能在某些大医院“压”着床位。

“如果养老服务能跟上，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高端医疗设施的浪费。”方嘉珂说。杨团则把话说得更直白：“不管高干低干，老了全都一个样，该瘫痪就瘫痪，该痴呆就痴呆。”在她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长期照护服务”，而不是收入问题，因为“收入再高，没照护也是死路一条”。

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状况更不容乐观。几年前，杨团曾到天津的农村调研。在那里，她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瘦骨嶙峋，天挺冷，但老人光着身子面壁躺着，身上盖一床大棉被，破碗里装着半碗剩饭，放着半碗水，“跟喂狗似的，没有人照看”。

有人指责老人的五六个儿女不孝，方嘉珂不这么认为。他知道“百善孝为先”，但他也知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用专业的话说，这叫“照料疲劳”。

“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照护服务。”方嘉珂解释道。

杨团则总结说：“目前这种赡养老人的方式，实际上是在虐待老人。家庭赡养实在不行，一定要走向社会赡养。”

这几年来，方嘉珂不断在各种会议和论坛上提“长期照护”的概念。他认为老人在生命晚期大都会失能失智，无论这个时间是长是短，都需要让老人最后的这段人生，活得有尊严。

这也是赵良羚所持的观点。或许是对养老的期待较高，她说，目前还没有自己看得上的养老院。不过，让她觉得安慰的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出人意料地”进入了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此外，我国也正在考虑推出护理保险。

德国等欧洲国家推行多年的经验表明，护理保险可以有效分担家庭的风险。杨团认为，直面这种风险，在中国已经刻不容缓。因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辈们已步入晚年，这就意味着，一对夫妻要赡养4个甚至更多的老人。很多时候，他们无力承担。

一组不可忽视的数字是，中国80岁以上人口已达1899万，今后还会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增加。而人越老，需要长期照护的比例就越高。

“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责任，不能全推给个人。”杨团强调说，“否则，目前还能撑着，再过20年就根本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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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沉重的生活压力让中间阶层疲于应付，透支着他们半生财富

本报记者 杜海涛

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国内的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

近日，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触摸到部分“中产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编者

房子是一座山

买了房子，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新买的轿车也不能开了。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

●北京某风投公司项目经理 周猛

4月，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了高房价的刺激，狠下心，花150万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1997年建的，外墙灰暗，陈旧不堪；小区不大，在密集的楼群中很不显眼，甚至连像样的保安也没有。周猛顾不上这些，匆匆签下了合同。中介公司业务员在旁边提醒：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现在不买，明天就涨！

为了这套房子，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0万元，从银行贷了100万元，“尽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贷款，但好歹算有个家了。”

33岁的周猛毕业于南方某财经大学经济系，1999年回老家山东，在一家老国企当会计。当时的工作安逸、清闲，还结识了同做会计的女友。

清闲之下，周猛却有着一颗“不平静”的心。面对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就这样“混”下去，实在有所不甘。2003年，他离开这家企业，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两年后进入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开始了新生活。

谈判、评估、规划……凭自己在国企4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奋努力，他很快成为公司骨干，业绩不断提升，收入水平也上了新台阶。

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压在周猛肩头一座无法躲避的“大山”。

周猛说，刚到北京，对房子并不关心：女友还在山东，结婚未提上日程；公司楼上有公寓可住，每月只交少量房租，方便又省钱……他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手里的余钱也大都投向了股市：“钱生钱总比买房子好吧！”

后来，北京房价开涨，周猛有些犹豫，开始在单位周边看房。一套套新房固然让人眼馋，可相比手里的积蓄，每平方米动辄过万元的房价还是吓人。他只得把买房的念头暂且搁置：“那时想，只要房价能稳住，用不了几年，就能攒足大半房款，房贷的压力会小得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楼市受到冲击，公司也受到影响。周猛清闲了些，趁机结了婚，他将妻子接到北京，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助理，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没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后，北京楼市突然逆转，房子一天一个价，到今年初，五环内房子的均价一举跃上了3万元/平方米！

周猛急了！

结婚后，双方父母急着抱孙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根本不行！妻子刚到北京时，由于是外地户口，又没房子，一次出门竟被警察拦住，要看暂住证！周猛实在受不了这种“待见”。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要买房！房价连涨，手里余钱不多，股市里的钱还未解套。新房子肯定买不起了，就买二手房；大户型买不起了，就买小户型！

买了房，布置新家，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由于离公司远、道路堵，一年前新买的“伊兰特”轿车不能开了，只能挤地铁——当然，这也能节省不少开销。

买了房，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可新问题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将来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儿？妻子是外地户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户？到哪里上学？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周猛想不通：从1999年参加工作，10多年过去了，“工资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张？”

周猛说，刚买的房子肯定是过渡，将来还得换大房子。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攒钱！他对国家这一轮楼市调控期望很大：也许过两年，房价真能降下来，那时，把现在的房子卖掉，真正买一套心仪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日子能盼来吗？”

“钟摆”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4个小时。

●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 程跃强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拿常州的两套房，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是不是有些不划算？

说到“中产”，跃强说，8年来，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年才上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

他介绍，如今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总是黑压压一片，都是急着回家的人。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因为“人往高处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告诉记者，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因为“初中还算义务教育，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不容易了！”

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律师 王艳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

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机”

自己创办的小企业还是“社会关怀”盲区，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谈何容易！一次投资不准，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

●私营业主 沈放

“这就是我奋斗7年的收获之一。”近日，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某文化信息传播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自嘲般地对记者说。

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7年来，沈放联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文学选题，联系出版社……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沈放挣的是辛苦钱，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他在马驹桥租了个仓库，把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几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创业之初，他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今年起，原本16万元的年租金，猛涨到26万元。不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员工，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20多万元。

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2008年，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他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由于是陌生的产品，难以找到突破口，项目毫无进展，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经过7年打拼，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妻子身怀六甲，身边没了帮手，沈放觉得担子更重。

文化创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复杂关系的能力。7年来，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转行，甚至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有2008年那次的教训，每做一个新项目，总是战战兢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比如，在资金上扶一把，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单我就招聘了30多名员工，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献吧？”

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他们肯定比我少。”

(本文中的采访对象均用化名)

不该褪色的光环(市场漫步)

看起来很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现实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预期的种种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打了折扣

近来，“中产”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亚洲银行近日发布报告称，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为8.17亿人，超过人口总数的60%。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亚行报告，中产阶层是指日均消费2美元—20美元的人群。然而，且不说日均消费2美元的标准太低；就是日均消费20美元，这样的“中产”，也未必有足够底气。

按一般共识，“中产”应该有车有房。由于高房价面前贷款难以避免，一旦买房，多数“中产”都变得很脆弱。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7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抬高了“中产”门槛，将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定为10007.96元。即便如此，“中产”生活也不轻松。假设一户“中产”家庭买房后每年还房贷5万元，汽车消费支出2万元，水电、通讯等消费1万元，其他生活费2万元，如此下来，手里的闲钱也不过两三万元。一旦子女教育、医疗、就业、失业保障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中产”生活都会瞬间破灭。

实际上，外表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的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不断上涨的房价及各种生活费用、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以及对现实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快乐打了折扣。

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领还是一个令年轻人向往的职业，意味着出入于都市的高档写字楼、格子工作间，是份体面、众人称羡的工作。而现在，白领的自豪感已经消失，曾经的光环悄然褪色，中青年白领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身心疲累。

从发达国家看，“中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中间阶层的壮大，也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过重负担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中产”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有研究发现，由于遭遇很大压力，这些年，已有大约5%的“中产”掉进了社会收入的“底层”，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任务更加艰巨。这种“反向流动”值得高度关注。

尴尬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保护网的缺陷。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劳动获得财富，而现实中，由于资本所得挤占了劳动所得，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人群难以向“中产”流动，“中产”人群要维护其生活水准也很难。一套住房消灭一个“中产”，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体现。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这需要我们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加大住房、教育、就业、户籍和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搭建牢靠的社保网，减轻“中产”压力，增强生活底气。同时，创造更多条件，扫清制度障碍，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动的“梯子”，让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有稳固的来源和保障。北岸

什么是中产(延伸阅读)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间阶层，英文为middle class。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

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韩国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都可算是中产。美国将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的人群定义为中产，这一阶层占美国人口总数的80%左右，其中包括不少“蓝领”。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认为，我国中产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

根据这份报告，目前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所占比例已超过40%，约540万人，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在这其中，约有30%处于中上层，有70%处于中下层，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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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小小蜱虫竟然能致人死亡！什么毒虫这么危险，我们带你近距离看蜱虫。2010年的夏天，在河南省商城县有很多人被一种名叫蜱的虫子咬伤，情况严重者竟然死亡。一时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

蜱虫蜱属于寄螨目、蜱总科。成虫在躯体背面有壳质化较强的盾板，通称为硬蜱，属硬蜱科；无盾板者，通称为软蜱，属软蜱科。全世界已发现的约800余种，计硬蜱科约700多种，软蜱科约150种，纳蜱科1种。我国已记录的硬蜱科约100种，软蜱科10种。蜱是许多种脊椎动物体表的暂时性寄生虫，是一些人兽共患病的传播媒介和贮存宿主。

危害

1、有小手指甲盖那么大小吧，掉到人身上后往身上钻，钻到大脑就完了

2、蜱叮咬人后会散发一种麻醉，在将头埋在皮肤内吸血，同时它分泌有一种可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钻入人体需及时取出。若不及时取出：

轻者，数年后遇阴雨天气，患者便瘙痒难忍。

重者，高烧不退、深度昏迷、抽搐，引发森林脑炎。

电视播出有两例例患者，第一例是自行取出将头留在了皮肤，治好后全身瘫痪无力不能自行站立。

蜱螫伤临床特点:

一、病因：由硬蜱或软蜱的口器刺入皮肤后引起

二、皮疹特点：水肿性丘疹或小结节，红肿、水疱或淤斑，中央有虫咬的痕迹。有时可发现蜱。

三、自觉症状：瘙痒或疼痛。

四、蜱麻痹：系蜱唾液中的神经毒素所致，易发生在小儿，表现为急性上行性麻痹，可因呼吸衰竭致死。

五、蜱咬热：在蜱吸血后数日出现发热、畏寒、头痛、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

预防

1、如发现切勿自行取出及时去医院取出。(医生会在伤口周围消毒、在打麻醉在伤口上麻醉蜱、等蜱完全麻醉再用捻子轻松夹出。)

2、蜱将头钻入皮肤内时头有倒勾越拉越紧，自行取出容易将头留着皮肤内继续感染。再去医院取头极为麻烦。

3、被虫子咬不能立刻打死虫子应该把他吹走要不毒素更大。

4、蜱螫伤预防治疗:

一、发现停留在皮肤上的蜱时，切勿用力撕拉，以防撕伤组织或口器折断而产生的皮肤继发性损害。可用氯仿、乙醚、煤油、松节油或旱烟涂在蜱头部待蜱自然从皮肤上落下。

二、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如口器断入皮内应行手术取出。

三、伤口周围有0.5％普鲁卡因局封。

四、出现全身中毒症状时可给予抗组胺药和皮质激素。发现蜱咬热及蜱麻痹时除支持疗法外，作相应的对症处理，及时抢救。

个人防护:进入有蜱地区要穿防护服，扎紧裤脚、袖口和领口。外露部位要涂擦驱避剂(避蚊胺、避蚊酮、前胡挥发油)，或将衣服用驱避剂浸泡。离开时应相互检查，勿将蜱虫带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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